3月5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到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两个数字，1000亿和100万，正在预言职业教育新的发展趋势。

“政府将从事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，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”；“（高职院校）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”。

供需错位

1月24日，国务院颁发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下称《方案》）开篇第一句便是：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，具有同等重要地位。”

“政府对职业教育新提出的政策、重视程度以及切实行动，是非常及时的。”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对《财经》杂志记者说。

另外两个数字也在印证新变化的重要性，24%和92%，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，劳动力人口中，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比只有24%，美国同期接近92%。

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，尽管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整体提升需要过程，但职业教育在其中必然会起到加速的作用。

现实情况则是，本应与市场与产业密切相连的职业教育发展多年来颇有“周折”，呈现出两个主要的“错位点”，供给不足、质量不高。

前天刚从深圳回到天津，近期密集调研职业教育状况的王星，对此有深切的感受：“一方面企业、特别是装备制造业，对技术工人总量的需求非常之大，却长期以来难以满足需求；另一方面则是现有职业教育系统培养出的劳动者，技能与专业又难以快速与实际岗位对接。”供给长期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，产业升级还在制造新的“需求缺口”。“专家讨论、政府推动，都想要产业升级，另外一个真问题是：产业向何处升级？”王星说。

在他看来，产业升级有两个基本方向，一是大规模标准化，通过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，实现组合式生产；二是大规模定制化，立足大数据，和企业柔性专业化实现智能灵活生产。“两个方向都需要更多、技能水平也更高的工人。”王星说。

艰难爬升

同样对职业教育长期跟踪和研究的、北京大学中国财政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，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，目前职业教育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“短板”，有历史和政策的双重原因。

计划经济时代，中国地方政府、行业、企业根据本地区、本部门的人才需求制定教育发展规划，职业教育对居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。

1990年代中后期的两个重要事件，彻底改变了居民在普通与职业两大教育类型的选择意愿，导致职业教育“滑坡”：一边是国企改革、工人大规模下岗；另一边是高校大规模扩招，“普高热”出现。

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所下降，各种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优惠政策被陆续取消；原有以公办或国企的职业学校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，也没有能力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快速调整。

几年之后，职业教育的缺失的负面后果——“技工荒”，让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 2000年7月教育部门发出特急电报，放宽招生政策、吸引生源。

1986年-2001年，16年间仅召开过3次全国职教工作大会，2003年-2005年4年又密集召开了3次，其中有两次由时任国家总理出席，一次时任国务委员出席。

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投入、拓宽升学通道等一系列手段干预下，职业教育办学条和规模迅速改善。

2014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，要求职业教育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，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升级密切关联，该领域“产教融合”的发展战略确立下来。

中央重视、政策倾斜，19年前落入谷底的“职业教育”艰难爬升，2012年中职教育甚至得到与义务教育相同的待遇——免费，但供给不足、质量不高的老问题却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变。

两种态度

相关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透露，2017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主要领导对职业教育的评价是：投入多，效果不佳。

同年12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指出：“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、质量、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”。

近期田志磊与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《产教融合视角下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报告》中指出：原有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，在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同时，也在引发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和“负面效果”。

职业院校、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，在融入区域和产业的情况在过去数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——一部分地区职业院校融入程度在加深，另一部分地区融入程度则出现了剧烈下滑。

“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，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在下降，中部地区则在提升。”田志磊说。

以温州和台州为例，2010年以前，即使经历过国企下岗潮和大学扩招，市场经济发育良好的温台地区，中职教育入学率一直保持在40%的水平，没有明显下滑的态势。

随着中职教育资助、逐步免费政策不断升级，2010年-2013年，温台地区中职学校入学率却突然“滑坡”，降幅则高达35%，远超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21%，超过半数的民办中职学校退出。

这片“藏富于民”、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的区域，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中职学生的资助，非当地户籍人口和民办中职学校，首当其冲地被屏蔽在优惠政策之外，直接导致了当地职业教育供给的整体下降。

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广东中山等沿海地区，但在中部却有不同的故事。

由于中央投入较大，地方财政负担较小，政策在中部地区的农业县“成效显著”，地方政府举办中职教育的积极性高，也并不关心毕业生流向何处，却聚焦于学前教育、财会、计算机等容易举办的普适性专业，对高技能、企业高偏好专业的兴趣和能力都不足。

虽然中部与东部在中职教育领域有截然相反的境况，在居民“高学历”意愿的助力下，结果仍呈现出一处：中职教育逐步衰弱，高职教育稳步发展，职业教育内部出现不平衡的问题。

田志磊与研究团队在访谈大量企业后发现，中职与高职之间的差异，并非来自产业升级对技能人才需求提升的要求，更是政策产生的后果。不同企业对技术工人有不同的要求，企业关注的式技能与薪资之间的优化，而不是学历的高低。

“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结果，政策还导致了政府、学校与企业三方关系的改变，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愈密切，与企业却在疏离，这实际上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。”田志磊说。

两个方向

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指出：“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”。前述《方案》则将此作为“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”的首要举措。

王星认为，依靠市场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正确方向，这包括三个层面：首先是鼓励民办职业教育，实际上，目前职业教育中也存在公办学校“招生难“，和蓝翔技校等民办学校火爆并存的局面。

其次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：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，在于突出技能与专业的培养，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培养人才，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。”

第三是通过深化改革，赋予公办学校法人地位和自主办学的空间，激发校长的“企业家精神”，根据市场快速调整人才培养模式。

除了“市场化导向”，职业教育改革另一个重要方向是重塑职业学校评价体系，以及政府、学校、企业的三方关系。

田志磊认为，在政策调整层面，重塑职业学校的评价体系，并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，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。

这也是他在苏州、沈阳看到的、令人振奋的“绿洲式”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：德资企业聚集德苏州太仓、沈阳中德园，借助企业较高的培训意愿、良好技能人才培养经验以及地方政府影响力，职业教育形成“技能生成生态”，很好的满足了当地产业集群的中高技能需求。

田志磊说：“尝试在职业学校评价中更多的引入包括行业企业在内的第三方评价，将真正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学校与升学型职业学校区分开来，加大前者的经费支持。”

“扩招100万固然让人兴奋，与之相关的是可能超出了职业教育本身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即如何吸引更多的高素质适龄居民选择职业教育。因此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涉及到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改革，这是职业教育扩招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制度基础。”王星说。 

文章来源：财经杂志